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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里程做公益，这位卡姐是榜样！******

　　“那个都是兄弟姐妹们一起捐赠的”，当我们联系上货车司机王素苗时，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

　　王素苗，是货车司机群体里少有的女性，同时也是活跃在货车司机专属社区卡友地带的资深卡友，她口中所提到的“捐赠”既不是现金也不是物件，而是和货车司机息息相关的“运输里程”。

　　2022年6月，由卡友地带打造的公益平台“爱心里程捐”正式上线，货车司机在卡友地带APP的每一次签到、实际行车的每一段里程，都会转化成“爱心里程”捐赠给指定的公益项目。素来热心公益的王素苗正是在平台上线初期，就第一时间行动了起来。“第一次在卡友地带社区看到爱心里程捐公益平台上线的帖子的时候，就立马点进去了解情况，想不到平时跑车的里程也能做公益。”

　　从河北到新疆，是王素苗夫妇平时跑车的路线。跨越3000公里的路程，自此成为了夫妻二人的公益之路。

　　“我基本上都是跑几百公里，就会不由自主地打开卡友地带收一下里程，立马就捐出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截至目前，王素苗已经累计捐赠20多万公里的里程，相当于绕地球5圈的距离。

　　不仅如此，王素苗还积极动员身边的卡友共同参与捐里程、做公益。她告诉我们，自己所在的卡友地带石家庄互助分部，目前已经组建了4支爱心车队，人数超过40人，总捐赠里程近百万公里。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像王素苗一样热心公益的卡友不在少数，而他们在捐献爱心的同时，也成为了此项公益行动的直接受益者。

　　据悉，爱心里程捐公益平台现已上线多个公益项目，包括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康明斯联合发起的货运路·巾帼行关爱货运行业女性项目、卡加养车·公益寻亲计划以及由所托瑞安和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安行”公益计划。其中，卡加养车·寻亲计划已面向卡友发放寻亲车贴14788份，“安行”公益计划将提供年度100万元项目基金，用于精准帮扶商用车货车司机在驾驶过程中因意外、疾病等原因导致交通事故发生致贫的群体。

　　作为女性货车司机，王素苗在关爱货运行业女性公益项目前两期结束后，便收到了项目发放的行车关爱包及免费体检福利包。“关爱包里面有口罩、抗原、烫伤膏，还有一些卫生用品等等，都是我平时跑车能用到的，帮了我不少忙。另外，我们常年在外面跑车，很少有时间关注自己的身体，免费体检能帮我们及时了解身体的状况”。

　　如今，越来越多的"王素苗们"活跃在爱心里程捐公益平台。新的一年里，他们将和卡友地带及爱心企业一起，共同为关爱货车司机行动添砖加瓦。“爱心里程捐公益平台上的这些项目都是和咱们卡友密切相关的，自己参与进来献一份小小的爱心，能帮助更多人的感觉特别好，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卡友能参与进来”。

　　王素苗的心愿，也正是卡友地带自成立以来一直在做，也会不遗余力持续做下去的。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